ChatGPT都能写代码了，编程教育是否还有价值？（编程软件tc）

“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编程，因为它教你如何思考。”

这是史蒂夫·乔布斯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曾经有一段时间，计算机编程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技能之一，它可以让一个人成为技术精英并决定人类的未来。在过去十余年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试图让计算机科学在更多的学校中普及，其中，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在普及计算机教育方面行动积极。

大约在十年前，微软、谷歌和亚马逊等如今在人工智能领域非常活跃的科技巨头就帮助推动了非营利组织Code.org，这是一个学习编码的项目，其愿景是让每所学校的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学习计算机科学，作为他们核心K-12教育的一部分。

紧随其后的是一波致力于编程和学习计算机科学的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其中就包括Codecademy、Treehouse、Girl Development It、Hackright Academy和Girls Who Code等。家长们也开始热衷于让孩子们参加编程夏令营，甚至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用“婴儿编程”系列丛书，让他们孩子更早地开始学习，因为越早让孩子们对计算机编程感兴趣，效果越好。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2016年也发起了一项名为“全民计算机科学”的倡议，提议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让学生具备“在数字经济中蓬勃发展”所需的“计算思维技能”。

事实上，对编程教育的重视，在美国已有很久的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相关的行动就已经展开，其中，以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为中心的Logo项目和达特茅斯学院发起的项目就是两个典型。

不过，这两个项目以及随后的许多项目，往往使社会中拥有最大权力的人群受益。当时和现在一样，仅仅学习编程既不是经济不稳定的人群获得稳定财务未来的途径，也不是解决教育系统不足的灵丹妙药。

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日益普及的当下，计算机学科知识正在成为每个个体的关键知识构成。当ChatGPT可以轻易地敲出一段代码时，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学习编程知识？编程技能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教育乃至经济生活方方面面可能存在的不公？在美国的编程教育普及历史中，或许我们能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图：编程语言BASIC的联合创始人约翰·柯梅尼

图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达特茅斯：建立一个BASIC计算社区

20世纪60年代初，数学教授（也是未来的达特茅斯大学校长）约翰·凯梅尼向大学受托人做了一次演讲，希望说服他们资助一个校园范围的计算网络，他强调了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当时他们都是男性，大多是富人和白人）是美国未来的领导者。凯梅尼认为，“由于许多来自达特茅斯这样的机构的学生成为了行业和政府的高管或关键决策者，他们未来肯定将拥有高速计算设备。”

1963年和1964年，凯梅尼和数学教授托马斯·库尔茨与达特茅斯的学生密切合作，设计和实现了一个校园网，而凯梅尼主要负责设计一种名为BASIC的易于学习的编程语言，供学生（和教师）在该网络上使用。1964年秋天，这两项成果都受到了即将入学的学生的热烈欢迎。

图：在达特茅斯，数学教授托马斯·库尔茨（左）和约翰·凯梅尼率先在大学教育中使用计算机。

图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随着达特茅斯大学网络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网络终端被安装在新的校园计算机中心、共享的校园娱乐空间和宿舍以及校园周围的其他地方。由于该系统是作为一个分时网络建立的，这在当时是一项创新，多个终端可以连接到同一台计算机，使用这些终端的人可以同时编写和调试程序。

这无疑是一次变革：到1968年，达特茅斯80%的本科生和40%的教师定期使用该网络。尽管即将入学的学生学习了如何用BASIC编写程序——这是一年级数学课程的要求，但真正培养计算机文化的是学生们将语言和网络打造成自己的语言和网络的方式。例如，足球在校园生活中的重要性（达特茅斯在1962年至1971年间七次夺得常春藤联盟冠军）激发了至少三款在达特茅斯网络上疯狂玩的电脑足球游戏（FTBALL、football和GRIDRIRON），其中一款是凯梅尼自己写的。

由于网络很容易访问，BASIC也很容易使用，达特茅斯的学生可以将计算与自己的生活和兴趣联系起来。有人写了一个程序，为心理学课测试一个假设；有人运行了一个名为XMAS的程序来打印圣诞卡；有些人给父母或女友打印信件；还有些人则享受起了一系列游戏，包括电脑桥牌、跳棋和国际象棋。尽管学习用BASIC编写程序是达特茅斯学生计算的起点，但他们使用BASIC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与同龄人建立社区的方式，使该系统在近半个世纪前成为社交网络的先驱。BASIC编码并没有取代他们的文科课程要求或课外活动；相反，它带来了不错的补充。

随着该网络越来越受欢迎，新英格兰各地的其他学校都试图为学生利用达特茅斯的计算机网络。到1971年4月，该网络覆盖了新英格兰、纽约和新泽西州的30所高中和20所大学。一所学校只需要连接一个终端和一条电话线，将终端与达特茅斯校区的主机连接起来。然而，随着BASIC从达特茅斯进入新英格兰各地不同类型的高中，计算文化仍然是同质的。

包括菲利普斯埃克塞特、菲利普斯安多弗和圣保罗在内的私立高中都是在1967年之前最早建立联系的一批。再过几年，私立和公立高中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中学项目（SSP）从1967年持续到1970年，由柯梅尼和库尔茨获得的为期三年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将康涅狄格州到缅因州的18所公立和私立高中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联系起来，目的是将计算访问（和BASIC）交给尽可能多的人并观察结果。

这些学校要求达特茅斯大学分配时间，这反映了每个学校的一些个人或团体的兴趣和动机。他们想要网络访问，进而想要代码访问，因为这是一种新颖而精英的访问方式。一些学生是热情的用户，甚至在凌晨四点醒来登录。但访问达特茅斯网络的机会明显不平等。当时参与SSP的私立学校几乎都是男性白人，这些学生的网络时间几乎是男女同校公立学校学生的两倍：私立学校学生每周72小时，公立学校学生只有40小时。

在美国女孩和妇女教育机会扩大之前的这些年里，高中男生报名参加的数学和科学课程比高中女生多得多。数学和科学的学生在这些课程中获得了计算的机会，这意味着BASIC进入了一个已经按性别和种族隔离的系统。原本打算为所有人提供计算的服务最终放大了现有的不平等。

图源：Pixabay

Logo：试图改变世界

在距离达特茅斯一个州的地方，由西摩·帕普特、辛西娅·所罗门和沃利·费尔泽格创立的Logo项目试图彻底改变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最初，研究人员创建了一种Logo编程语言，并在1967年至1969年间对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附近学校的五年级和七年级学生进行了测试。所罗门回忆道：“这些孩子制作了搞笑的句子生成器，并在他们自己的数学测验上游刃有余。”

但Logo显然不仅仅是一项“学习代码”的努力/行动。它发展到包括一个完整的实验室和一个全面的学习系统，将引入新的教学方法、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以及可以思考和玩耍的实物。也许这些物体中最令人难忘的是Logo Turtle——这是一个在计算机命令的指导下沿着地板移动的小型机器人，它的身体下面有一支可伸缩的笔，可以放低它来绘制形状、图片和图案。

到20世纪70年代初，Logo小组是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部分，西摩·帕普特与计算机科学家马文·明斯基共同创立了该实验室。以孩子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提供了一种写故事的方式，一种画画的方式，还有一种制作音乐的方式，以及一种用可编程对象探索空间的方式。帕普特设想，Logo哲学将赋予儿童作为“智力代理人”的权力，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并与心理学、物理科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等其他学科建立联系。

但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外的现实挑战了这一愿景。简言之，向小学生教授Logo既是时间密集型的，也是资源密集型的一项行动。1977年至197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一所公立学校对Logo进行的为期一年的研究；本应包括该校所有六年级学生，但这笔补助金只涵盖四台电脑，这意味着只有四名学生可以同时参加。研究小组发现，大多数被选中参加的学生确实学会了使用Logo创建程序和表达数学概念。然而，当研究结束，学生们继续学习时，他们的计算经验基本上都留在了过去。

随着该项目的结束，Logo团队在达拉斯的私立Lamplighter学校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合作，该学校由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共同赞助。这所学校有450名从幼儿园到四年级的学生，有50台电脑。Logo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被整合到课程中——这只有在这类小型私立学校才能实现。

大约在Lamplighter项目同期，Papert的《心智风暴》一书也出版了。在这本书中，这位数学家对计算机革命教育的承诺充满热情，而这些也标志着Logo达到了一个高点。但这些创造性的计算机教育举措是短暂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美国公共教育官僚机构发展缓慢，难以改变。当一个有前途的试点项目被引入一个充满资源不公平的系统时，要么没有规模，要么无法取得同样的结果。

但另一个问题是，到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的普及对Logo的革命性愿景提出了挑战。随着计算机成为消费品，软件也成为了消费品。人们不再需要学习编码才能使用计算机。就美国教育而言，课堂上的计算机不再是编程，而是教育游戏、文字处理和演示。尽管BASIC和Logo在美国各地的一些学校继续教授，但对许多学生来说，写一些代码来按字母顺序排列列表似乎不切实际，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想象中的未来脱节。

图源：Pixabay

校园之外的编码学习

然而，学校并不是学习编码运动的唯一场所。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的计算机机械协会（ACM）作为一个专业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向年轻人教授编码。从1968年到1972年，ACM成员通过其当地分会在美国各地建立了项目，为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提供计算机技能培训。同一年，政府和社会福利组织提供了类似的培训，包括通用电气在内的公司也提供了类似培训。在东海岸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至少有18个这样的项目，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有一个。大多数（但不是全部）针对的是年轻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程序教授大型机或按键打孔操作，但其他程序旨在教授当时常见的商业计算语言COBOL和FORTRAN的编程。

参加这些项目的学生学习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能因此找到工作吗，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他们的新技能？答案往往是否定的。圣地亚哥的一个项目安排了讲西班牙语的老师，甚至将一辆40英尺长的拖拉机拖车改装成了一个移动训练设施，这样分布在这座庞大城市的学生就不必花一个多小时乘公交车往返于中心位置。在纽约奥尔巴尼-斯克内克塔迪地区，通用电气公司支持一项严格的计划，为美国黑人从事编程工作做好准备。它对没有高中文凭的人和有警察记录的人开放，没有入学考试。开始这项培训的人中有一半以上完成了培训。

然而，后来许多人无法找到工作，即使是入门级的工作。在其他情况下，优秀毕业生得到的工作每周工资为105美元，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该项目的一位顾问建议，对于未来的培训项目，通用电气应该“优先考虑没有家庭的年轻人”，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的劳动力成本。

这些培训活动的存在反映了组织者的一系列动机，他们大多是白人、富裕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倾向于将生活在城市地区与生活在贫困中混为一谈，并认为生活在这些条件下的人不是白人，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归为“弱势群体”。他们认为学习编码将为这些参与者提供一条直接的脱贫之路。但他们的想法表明，他们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奴役、无偿劳动、吉姆·克劳暴力、薪酬歧视以及种族隔离和不平等的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所带来的障碍知之甚少。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自己的利益，将这些提高技能的计划视为解决种族不平等及其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的灵丹妙药。一份会议报告显示，特拉华州ACM分会的一个小组认为，“在城市危机的这些日子里，数据处理行业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生活方式。”

如果成功被定义为让越来越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男女在计算机行业找到好工作，进而让他们有机会塑造和掌握重塑世界的技术，那么这些项目就失败了。正如学者阿维德·尼尔森所观察到的那样，虽然一些志愿者“可能专注于社区本身的需求和愿望”，但其他人只是在为“内乱”寻找创可贴。与此同时，阿维德·尼尔森指出，企业受益于“一个权力有限的廉价工人来源”。简而言之，培训人们编码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得到更好的保障，收入更高、更稳定的工作——这只是意味着有更多可能的入门级员工，他们将为不断增长的计算机行业降低劳动力成本。

事实上，即使在当时，观察员也发现了这些努力的不足之处。哥伦比亚大学的黑人计算机专业人士沃尔特·德莱格尔在1969年宣称，“数据处理培训的魔力”不是灵丹妙药，快速上手的培训项目反映了美国对黑人和西班牙语学生的公共教育的不足。他质疑他们背后的动机，认为他们有时是出于“商业原因，或者只是为了消除和驱散这些社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平和正义。

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制造了很多全新的机会，也不免催生越来越多的不公，正如ChatGPT的火热，也有许多担忧的声音。不管是之前马斯克等人联合签署公开信要求暂停更高一级GPT的研究，还是近期AI教父杰弗里·辛顿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发出的警告，技术的发展不免伴随着各类力量的拉锯，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知识向更广泛的群体普及开来。眼下，GPT带动的AI热潮也将推动计算机领域的革命，以编码编程为代表的计算机知识和技能，具有越来越大的价值。

作者：Joy Lisi Rankin

文章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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