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规培生困在“高塔”内（规培生很惨）

界面新闻记者 | 陈振芳 赵一帆

界面新闻编辑 | 宋佳楠

河北，一所医院的急诊室内，患者和家属们来去匆匆，面色凝重，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而住院部的长廊却是死一般的寂静。手术室外，白炽灯下，红色的钟表数字一分一秒的流走，拖长了夜。

规培生琳娜忙完手上的工作回到办公室，在满是杂物的沙发上沉沉睡去。三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这张狭窄的沙发。

千里之外的南京某三甲医院，星星也在经历相似的画面。长期熬夜导致她作息紊乱，要想在凌晨一点前入睡，安眠药成了必需品。

在中国，每年约有13万医学生加入规培大军。仅琳娜所在医院有近百个规培生，撑起医院的小半江山，不断有人来，再离开。她偶尔会听医生抱怨，“这俩同学刚学会又要走了，没有学生这活儿可怎么干。”

从学生到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师，起码要经历五年的医学院本科教育，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加上读硕博，许多医学生直到而立之年才真正走上工作岗位。

中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发端于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伊始，便引入了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医学院住院医师培训制，实行“24小时住院医师负责制和总住院医师制”。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执行这项制度，要到2014年。十年来，我国已累计规范化培训医师110万人。

规培制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通过系统的临床实践，引导医学生顺利跨越理论与实践的界限，提高临床诊疗能力、减少医疗差错和事故的发生，最终形成统一的医疗服务标准和医师培养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培养合格的医疗人才，还能解决地区医疗资源失衡的问题。该制度已在多个国家推行。

但这项看起来对整个医疗系统颇为有益的制度，正在引发医学生们越来越多的不满，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薪资待遇低、过劳工作、公平问题等不断被提及。年初至今，湖南、广西、上海等地，发生多起医学规培生自杀事件。一心悬壶济世的医学生，将手术刀对准了自己。

在令人震惊的悲剧背后，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这些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令他们绝望？

为了寻求答案，界面新闻采访了来自北京、河北、山东、上海、新疆、深圳、南京等地的医学规培生，试图还原他们的规培生活。

初入理想之地

来自山东的雨玲曾对医生这份职业充满了向往和期待：她能借此体验到其他职业所无法比拟的价值与成就感。

性格开朗的琳娜，只要在医院里穿上白大褂，走路就变得平稳起来。她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认为白大褂代表了医生的形象。

医学生们走上这条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 理想主义、父母要求、被调剂……经历了五年的医学院象牙塔生活后，他们即将迈开成为医生的第“零”步——三年规培。

写病历是一个临床医师最基本的能力，也是规培第一课。琳娜记得，研一那年，一天中午快下班时突然来了病人，带教老师安排她和师兄留一个人写病历。

“师哥看我一个人在这不放心，就留下来教我怎么写。护士不断来催，但越催越是写不完，当时我都要急哭了。”那时琳娜刚到医院没多久，本能的对陌生的新科室带有一种畏惧感。

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师兄宽慰她：“医院就是这样，你还没见过主任拿着病历往脸上甩的时候。”

同为规培生的星星学的是内科，需要在医院里轮转近十个科室。复杂的专业知识，不甚了解的陌生病种，以及不定时出现的突发重症患者，都让她的心理压力倍增。

临床实践几乎占满了规培生的日常，但他们仍需挤出时间去应对科研压力。

星星早已完成了学校要求的科研任务，可导师有自己的晋升需求，为此，她每周少不了开组会、汇报实验进度。眼下，她同时推进两三个课题，只能见缝插针地做课题作业，前提是患者病情平稳，否则只能凌晨加班。

“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规培生可以平衡规培和科研，我们能做的就是强迫压榨自己。”星星说。

名校生的科研压力更甚，北大口腔医院的规培生一彤表示，毕业只需发一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即可。但他很清楚，“最终肯定要发SCI（一个国际著名的科学文献数据库）论文，你发很烂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还丢大家的脸。”

同济大学博士生罗迪没那么忙，可以实现“早七晚五”，做手术才会加班。他所在的上海地区三甲医院竞争激烈，内外科的规培生学历要求为博士，且需要自主应聘。该医院去年招了30多个规培生。

但罗迪仍背负着沉重的科研压力：申请课题、发文章、做实验。如果规培期间没有科研成果，未来很难找工作。2月份时，他下了班还要写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标书，每天最多睡5个小时。

“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罗迪说，现在临床工作能力再好也没用，必须发足够分数的文章，才可能往上升或找到好工作。

模糊地带

诊室外，过道狭小而拥挤，数十名患者和家属排队等待就诊，一眼望不到尾。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躁，不顾排队秩序，在人群中推搡着，直奔诊室而来。

每当跟随导师出门诊，雨玲总会碰到有患者突然闯入诊室，打断正在进行的诊断。这时，导师总是当众大声质问她，“为什么没处理好这个患者？”，“不能协调好时间吗？”

导师是整个科室的权力中心。雨玲的导师是她随机挑选的，不存在所谓的“慕名而来”，她没想到自己的导师会如此强势，即便是那些导师的老病患，见了这种场面，也难免侧目。

她在学校里属于外来生源，与毕业后多留在山东的本地生相比，在导师选择上并不占据优势。再加上专业冷门，可供选择的导师更加有限。

学校是象牙塔，为医学生们搭建起通往理想国的阶梯，但医院是金字塔，等级分明，顶层的权力不容置疑。主任医师往往靠近顶端，中间层由具备一定临床经验的主治医师构成，底部则填满了仍在读书的实习生或规培生。

规培生也被赋予“住院医师”这一身份，但他们常常游走于学生和医生的模糊地带。在病人眼中，他们是医生；在医生眼中，他们是学生。

他们需要完成许多繁杂的重复性基础工作。琳娜要帮医生护士们跑腿、拿快递，送病人；雨玲要帮着修打印机、给护士叫号；星星负责收治患者、询问病史、签署知情书。他们身穿白大褂，却难以治病救人。

“但凡有些资历的医生都不会去做这些工作。”最忙的时候，星星一个月收治了60个患者入院，一天同时与七、八个等待住院的患者沟通。

完成一个患者的收治流程，短则30分钟，长则一小时。星星需要先花费至少20分钟写好患者病例，再和患者谈话，了解基本信息、过往病史，查看患者所有的检查报告，并协助患者签署入院登记表、风险告知书、医疗保险信息等等诸多文件。

许多有正式编制的护士也没把规培生视为医生，反而交给他们很多基础性工作，例如量血压、抽血、测心率等，但奖金、绩效等，则收入自己的口袋。

受限于规培生的身份，护士有时会拒不执行星星所下的医嘱。“难道护士或者其他医生说不执行就可以不做么？”患者血压必须要监测，这个工作最终还是被指派到他身上。

与所有医生一样，规培生也要面对紧张的医患关系，患者对年轻医生的不信任尤为明显。

在一次病史采集中，患者对不同级别的医生给出了不同的信息：对星星，否认有症状；对主治医生，承认偶尔胸闷；面对主任医师时，才透露胸闷已持续很久。

处理医患关系消耗了星星大量的精力，甚至有患者怀疑她会从检查中收取回扣，便假称没有病症。种种质疑让星星对这份职业的热情一点点消退。

“廉价劳动力”

低薪资则是规培生们无法回避的另一现实问题。

2014年起，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年3万元的标准，对规培生和培训基地进行补助。按此标准，每月薪水为2500元。但由于各地医疗资源不均、临床医师技术水平差距悬殊，大小医院针对规培补助执行标准不一，可谓“冰火两重天”。

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一彤，目前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规培，月薪7500元。上海的社会规培生罗迪月薪8000元。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林洋则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做规培生，月薪13000元，比一彤和罗迪高出不少。

相较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地处新疆的规培生尼孜的月薪为1200元，包括国家补助600元和医院的600元。河北的琳娜每年只能拿到6000元的国家规培补助。南京的星星和琳娜一样，每年有6000元的规培补助，另外还有医院开的工资，前三个月每月300元，后续每月600元，拿到医师资格证后能涨到800元。

“我28岁了，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也不好意思开口和妈妈要生活费，同龄人孩子都几岁了，我还在上学。”说起眼下的处境，琳娜满是苦恼和挫败。

家人设想着琳娜毕业后工资至少上万，患者不相信她没有工资。她的带教老师刚上班时月薪也不过600块，同样为生活所困。

中国的规培制度源自美国，但美国住院医生的工资足以养活自己，实现经济独立。美国医学院协会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住院医第一年的平均税前收入是63800美元，后续还会随着资历不断增加。尽管起始工资不算丰厚，但与美国中产家庭平均收入差别不大。

上海是国内医学规培制度执行较为规范的地区之一。据罗迪了解，上海的硕士生规培月薪为6000元左右，博士是8000元，但名校博士毕业的他，刨去每月5000元的房租，基本“月光”，存不下钱。

“薪资和工作量不成正比，大家肯定有怨言。”罗迪说。国内的很多上级医生会把所有的杂活丢给规培生去干，规培生只能忍着，熬着，“感觉就是无限拉长廉价劳动力的时间。”罗迪叹道。

最忙的时候，一彤每天需要高强度工作12到14个小时，期间几乎没什么休息时间。

“一天站十几个小时，真的有些吃不消。”雨玲说，在医院需要随叫随到，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带教老师走了，她才能走。如果老师临时有手术，就得第一时间到达手术室；如果老师值夜班，也要跟着加班。雨玲所在的医院患者并不算多，但遇到危重症病号，即使帮不上忙，也得通宵守着患者。

只是繁重的工作并不能带来丰厚的实践收获。

星星觉得，大部分科室都学不到什么东西，导师很忙，规培生学习动手的机会很少。

不同地区的规培待遇和资源也不尽相同。罗迪算是幸运的，自硕士阶段起，一直跟着导师在上海某三甲医院见习，参与手术。而雨玲只有在几台手术连在一起，人手严重不足时，才有机会上手实践难度较小、风险较低的工作。更多的规培生只能站在手术室无菌区外围观望学习。

“你叫什么？”主任有一次问琳娜。她不免感到难过，已经在所在科室干了几个月，主任还是叫不出她的名字。

这种职业过渡期的压力有时会排山倒海般涌过来，并在某个时刻爆发。琳娜有次从医院回宿舍路上，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20多分钟，“真的很累。”

她经常累到心慌，甚至心悸，心电图检查发现心肌缺血、心率较快。她当时就想，不管怎样，身体第一，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歇。

不敢不做医生

身体上的劳累或许可以用休息来缓解，但精神和心灵上的冲击更难消化。

一次夜班，上级医生和护士挤在2平米的病床周围，下医嘱、推药，一气呵成。病房里，家属的呼喊声和心跳监护仪的滴滴声相交织，气氛令人窒息。星星站在几米外的病房角落，眼睛死死盯住监护仪器，紧攥拳头，为患者祈祷。

病人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尽管当班医生护士在家属赶到前迅速展开急救，也无济于事。

“我感觉自己好没用，他就在我面前没了心跳。”那是星星第一次直面患者的死亡，让她难以从悲伤情绪中抽离出来。

第二天，医生们照旧上班，仿佛昨晚的事没有发生过一样。后来星星向带教医生提起此事，医生也只是平静地说，“家属不是早就说好不抢救了么，无所谓的。”

作为一名医生，需要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万能的，甚至有时是“无能”的。学会接受死亡，是医生的必修课，也被星星视为规培期间最大的收获。三年规培生活后，她已经能够平静地“送走”患者，并开始真正理解医生所说的“尽力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闯过这一关。琳娜的师兄在ICU工作，“送走”病人的频率远高于门诊，他无法承受，选择离职。

琳娜也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她告诉自己，不要跟病人共情，否则会坚持不下来。但在死亡之外，她也能从患者那里找到一些继续实现医生梦的动力。

“有时候被患者夸一下会很开心。”琳娜记得很清楚，有位患者术后出现后遗症，半身不遂，他本想让针灸科主任给他扎针，由于没有请会诊，最后是琳娜上手扎的。患者认可她的专业水平，后续也就都由琳娜来负责。能减缓病人的痛楚，友好相处，是规培生活里为数不多的闪光点。

对专硕研究生而言，拿到规培证是顺利毕业的前提之一，此外还需要执业医师资格证、硕士毕业证、学位证，这四项证书构成了医生的基础职业资格，缺一不可。 医学生的成长之路犹如一台精密的手术，每一步都必须精确无误，每一个证书都像手术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他们需要先通过规培生技能考试以及笔试，再进行硕士毕业答辩。过程中任何一环出问题，不仅硕士会被延迟毕业，已经申请完的博士学位和工作岗位也会因此取消。

有太多的因素成为压垮规培生的最后一根稻草：薪资与劳动强度的不均衡、职业晋升路径的不确定性、紧张的医患沟通，以及在医疗体系中的边缘化位置等等。最终汇聚成一股无形的压力，不断侵蚀着规培生的理想和热情。

星星最终离开了一线临床岗位，继续攻读科研型博士，在实验室从事医学研究。在经历了各种无意义的杂活和形式主义的行政工作后，雨玲选择妥协，学着将医生视为一份普通工作，放下憧憬与期待。罗迪则计划结束规培后，留在上海，“我喜欢临床工作，开刀能把病人救好，很有成就感。”待他结束规培生活时，已经32岁。

事实上，少有规培生选择转行或者中途放弃。从走上医学道路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丧失了二次选择的机会，没有退出机制，只能背水一战，即使每天精神紧绷、焦虑不已。

十年的沉没成本，加上长期、单一的环境，医学生鲜少涉猎其他领域，对医院“高塔”之外充满恐惧。

也有人试图逃离，罗迪的一个同学硕士毕业就退出规培，转而去医药公司。琳娜也有过转行念头，但想到自己已经在医学之路上走了8年，放弃谈何容易。

“我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转，我还会干什么。”琳娜说。

与医学生一起困在“高塔”内的，还有他们的家人。星星曾对父母吐露过临床工作时受到的委屈，父母却责怪她不够耐心，不能体谅别人。“我的父母还在期盼，10年后，亲戚朋友求着他们吃饭，因为他们的女儿是某医院的主任。”

“当整个社会体系都在期盼你成为医生时，我们好像不太敢成为医生以外的人了。”星星的话语里透着无奈和不解，以及对未来的迷惘。如同很多人，也从未想象过医生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医生。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